《大地上的事情》苇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《大地上的事情》苇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星期日周刊记者王娜编辑整理《大地上的事情》是散文作家苇岸全部关于自然主题的作品结集，包括其代表作《大地上的事情》、《一九九八 廿四节气》、《放蜂人》等。全书文字优美，思想深邃，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与万物的浩瀚之间，建立了深刻的联系。这些散文内容涉及蚂蚁、蜣螂、胡蜂等昆虫；麻雀、苇莺、杜鹃等鸟雀；麦子、白桦等植物；日出、大雪等物候……以最美的汉语描画出最壮丽的万物，并由此提出，人类以大地为居所，应当对此怀有谦卑的感激之情，而不要成为一个妄为的物种。一个人的道路—我的自述我于一九六年一月七日，出生在北京市昌平县北小营村。据祖父讲，我们祖先是最早来这里定居的人家之一。这座村庄，位于我所称的华北大平原开始的地方。它的西部和北部是波浪起伏的环形远山，即壮美的燕山山脉外缘。每天日落时分，我都幻想跑到山顶上，看看太阳最后降在了什么地方。我曾认定，太阳落山后，是从山外绕回到东方去的。而我那时的山外，就是外国。这个大平原的开端，给了我全部的童年和少年。与所有乡村的孩子一样，它们是由贫匮、欢乐、幻想、游戏、故事、冒险、恐惧、憧憬、农事等等构成的。我时常缅想它们，但我还从未将它们写进我的散文。当我看到华兹华斯“童年是男性人的父亲”的说法时，我对他的这句话感触很深。那时村子东西都有河。村里的井也很多，一到夏天，有的只用一根扁担就能把水打上来。每年，麻雀都选择井壁的缝隙，做窝生育。雏雀成长中，总有失足掉入井里的。此时如果挑着水桶的大人出现，这个不幸的小生灵便还有获救的可能。我从小就非常心软，甚至有些极端。我不能看屠宰牲畜或杀一只鸡。我的这种心地，与血缘有关。至今我仍认为，我的四姑是我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的最善良的人。这个根本，使我后来对非暴力主义一见倾心。我的散文《四姑》和《上帝之子》，实际从血缘与信念两个方面，间接讲了我自己。我的乡村童年和少年时代，读物是匮乏的，我现在已全然想不起那时读过什么书了。关于文化，最早给我留下印象的是电影《马兰花》和《人参娃娃》。在故事方面，先是叔祖母的民间故事，后是四姑的古典小说。在文学上，四姑是我的启蒙者。而我的祖父，一个秉性鲜明、极重尊严、与所有家庭成员都保持距离的人，给了我另一种精神：从我懂事起，直到一年前，年过八十的老人突然瘫痪，他从未间断每晚睡前的日记。我对使用文字，很早就有兴趣。中学时，我曾尝试写过小说，一个乡村少年的故事：顽皮，但好心；为了老师午休，试图赶走树上所有的蝉……我这篇惟一的小说，并未写完。我还模仿写了一些动物寓言，它们其实说明了我那时即开始的“文以载道”倾向。 一九七七年，国家恢复了制度，这使我稍后得以走进大学的校门。带着喜悦、骄傲和未知，我从乡村中学来到了都市的大学校园。这是一个新的天地，她对我的最大意义，不是课堂，而是视野、志同道合的友谊和图书馆的书籍。“朦胧诗”—一种新鲜的、具有本义色彩的诗歌—在校园的传播，使我的文学热情有了定位。我开始读诗，抄诗，尝试写诗，崇敬诗人，与诗人交往。长久以来，在我的意识里，诗人与诗歌不分。即使是今天，如果我为诗人或作家做了什么，我仍认为，我不是或不单是帮助了他们，而是帮助了文学本身。我的诗歌时期，对我的散文写作，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。除了一种根本的诗人特有的纯粹精神，恰如布罗茨基所讲，散文作家可以向诗歌学到：借助词语在一定的上下文中产生的特定含义和力量；集中的思路；省略去不言自明的赘语。的确，'如果散文作家缺少诗歌创作的经验，他的作品难免累赘冗长和华而不实的弊端'。对我来说，我努力去做的，即是将散文作为诗歌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来写作。我的第一篇散文《去看白桦林》，写于一九八八年初。最终导致我从诗歌转向散文的，是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。当我初读这本举世无双的书时，我幸福地感到，我对它的喜爱，超过了任何诗歌。此时我已经有了一个令我满意的工作：与社会可以保持必要的距离，夜晚授课、而将上午—每日官能最清澈的时刻—献给阅读和写作。我的每年暑假的自费旅行，也已进行。到一九九年，我已走了黄河以北几乎全部省区。我喜爱的、对我影响较大的、确立了我的信仰、塑造了我写作面貌的作家和诗人，主要有：梭罗、列夫·托尔斯泰、泰戈尔、惠特曼、爱默生、纪伯伦、安徒生、雅姆、布莱克、黑塞、普里什文、谢尔古年科夫等。这里我想惭愧地说，祖国源远流长的文学，一直未能进入我的视野。一个推崇李敖、夸耀曾拧下过一只麻雀脑袋的人，曾多次向我推荐《厚黑学》，但我从未读过一页。而伟大的《红楼梦》，今天对我依然陌生。不是缺少时间，而是缺少动力和心情。在中国文学里，人们可以看到一切：聪明、智慧、美景、意境、技艺、个人恩怨、明哲保身等等，惟独不见一个作家应有的与万物荣辱与共的灵魂。海子曾说：我恨东方诗人的文人气质，他们把一切都变成趣味。我的笔名“苇岸”，最初来自北岛的诗《岸》，也有另外的因素。我不仅因“我是岸／我是渔港／我伸展着手臂／等待穷孩子的小船／载回一盏盏灯光”这样的诗句，感到血液激涌；更有一种强烈的与猥琐、苟且、污泥的快乐、瓦全的幸福对立的本能。我这样讲，并非意味我在我的生命衍进中，从未做过使自己愧怍的事情。对于它们，如毛姆在《七十述怀》里写的那样，我希望我说：这不是我做的，而是过去的另一个我做的。“没有比对人类的爱更富于艺术性的事业”。虽然我是一个作家，但我更喜欢梵·高这句话。我希望我是一个眼里无历史，心中无怨恨的人。每天，无论我遇见了谁，我都把他看作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人。我曾经想，在我之前，这个世界生活过无数的人，在我之后，这个世界还将有无数的人生活；那么在人类的绵延中，我为什么就与我同时代的这些人们相遇，并生活在一起了呢？我不用偶然来看这个问题，我把它视为一种亲缘。当然我知道，事情远非这么理想和浪漫。但我愿意像古罗马的那位皇帝马可·奥勒留那样，每天早晨对自己说：今天我要见到一个我主动问候他，他却视我别有企图的人； 一个除了自己的利益圈子，对一切都冷漠无情的人；一个把比他人生活得优渥，看作人生最大幸福的人；一个将“无度不丈夫”，当作“无毒不丈夫”奉行的人……他们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他们无知。再过两个月，就是我三十五岁的生日了。在我的一生中，我希望我成为一个“人类的增光者”。我希望在我晚年的时候，我能够借用夸齐莫多的诗歌说：“爱，以神奇的力量，／使我出类拔萃。”一九九四年十月五十五已经很难见到它了。这是五月，我坐在一棵柳树下面，我的眼前是一片很大的麦田。梭罗说，人类已经成为他们的工具的工具了，饥饿了就采果实吃的人已变成一个农夫，树阴下歇力的人已变成一个管家。我不是管家，我是一个教员。我经常走这条田间小路，我是去看病卧在炕上的祖父和祖母。正是这个时候，从远处，从麦田的最北端，它过来了。它飞得很低，距麦田只有一两米。麦田像荷戟肃立的士兵方阵，而它是缓步巡视的戎装将军。它不时地停住（除了蜂鸟，鸟类中似乎只有它具备这种高超的空中“定点”本领），它在鼓舞士气，也许是在纠察风纪。由北至南，它两翅平展，这样缓慢地向前推进。它始终没有落到地上，终于它又向它的另一支军团赶去。（这个威风凛凛的将军就是雀鹰，它又名鹞子。在我的故乡，人们都叫它“轻燕子”）五十七威廉·亨利·赫德逊，是我比较偏爱的以写鸟类著称的英国散文作家。赫从小生长在南美大草原上，他称那里为鸟类名副其实的大陆。“没有任何地方像我的出生地那样有这么多的鸟类”，以至从童年时代起，鸟类就成为世界上使他最感兴趣的东西。在《鸟类的迁徙》一文中，他向我们详细描述了童年他看到的各种鸟类大规模迁徙的壮阔情景。他最喜爱的，最令他难忘的，是一种名叫高地鸻的鸟。它们飞过时，从早到晚都可听到它们从空中传下的美妙啼叫。他说，这个声音依然活在他的记忆里，只是再也不会听到了。因为这种鸟到他写这篇散文时，已列在“下一批绝灭”的名单上了。“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，只不过一个人的一生岁月里，这样的事就可能发生，似乎是难以置信的。”我也是在乡下长大的，且与我的出生地，依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。因此，当我读到这句话时感触很深（它是我写这则随笔的主要原因）。我在我的《鸟的建筑》里，也曾这样写过：“在神造的东西日渐减少、人造的东西日渐增添的今天，在蔑视一切的经济的巨大步伐下，鸟巢与土地、植被、大气、水，有着同一莫测的命运。在过去短暂的一二十年间，每个关注自然和熟知乡村的人，都已亲身感受或目睹了它们前所未有的沧海桑田性的变迁。”大约在一九九三年初，我在已经消失的原王府井书店，买到过一册大开本的中国鸟类图谱。从这册图谱，我可以辨认出小时我熟悉的鸟类，近三十种。但是今天，在我的家乡，除了留鸟麻雀和喜鹊，已经很难见到其他鸟类了。赫在他的这篇散文最后，感慨写道：“美消逝了，而且一去不复返。”在人类一意营造物质繁荣的进程中，我们这个世界已经和正在消逝的，岂止是美？赫只活到一九二二年，如果今天他仍然在世，我相信，他会指明这一点的。五十八十月的一天，在我的居所附近、一座已经收获的果园里，诗人黑大春为我和一平做过一个与算命有关的游戏。游戏很简单，他先让我们各自说出三种自己最喜欢的动物，然后给出答案。我想了想，依次列举了麻雀、野兔和毛驴。（相对说来，我不太喜欢强大的、色彩鲜明的动物；而较偏爱卑弱的、颜色与土地贴近的动物）游戏的答案是这样的：第一个动物是你爱的人；第二个动物仿佛是你； 第三个动物实际才是你自己。我为这个游戏，将我与毛驴连在一起，没有产生丝毫的不快之感。这个结论，我愿意认同。回来后，我找出生物学词典，第一次特意查了“驴”的条目。上面很富散文化地写道：“性温驯，富忍耐力，但颇执拗；堪粗食，抗病力较其他马科动物强……”同时我还记得，我喜爱的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对驴子的深情赞颂：你耐劳，深思，忧郁而又亲切，是草地上的马可·奥勒留。苇岸（1960-1999），原名马建国，诗人，散文作家，自然之子，自称是“为了这个星球的现在与未来自觉地尽可能减少消费”的人。苇岸1960年1月7日出生于北京市昌平县北小营村，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分校哲学系，翌年春正式入学，并接触朦胧诗。1986年，经海子推荐读到《瓦尔登湖》，受此书影响，由诗歌彻底转向散文创作。1988年，开始写作开放性系列散文作品 《大地上的事情》。1998年在其居住的小区东部田野的一个固定位置，对同一画面拍摄一张照片，开始《一九九八 廿四节气》 的写作。1999年5月19日19时，因肝癌医治无效辞世。终年三十九岁。